中美關系會糟糕到什么程度

鄭永年 原創 | 2020-01-16 11:4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美關系 

  很多年來,人們總以“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來描述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關系的限度,但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可以這么說了。一些觀察家已經覺察到,照此下去,中美關系沒有“好”的可能,而只有“更壞”的可能。

  有關中美冷戰的討論,由來已久,幾乎已經是定論,越來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戰已經開始,F在人們關切的是兩國之間的冷戰,會以何種方式展開和進行。這除了參考美蘇冷戰的經驗,還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如果說“核戰不可能,但代理人戰爭不可避免”規定了美蘇冷戰的過程,這種情況是否也會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

  不僅如此,最近人們也開始討論中美關系是否會演變成歐洲一戰二戰那樣的局面;粮癫┦績纱尉,中美如果發生沖突,局面會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一戰二戰更為糟糕。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認為,現在的中美關系非常類似于歐洲一戰二戰前的局面。如果是一戰二戰的局面,指向的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熱戰。當然,熱戰論也不新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必有一戰”的論調,至少在西方從來沒有中止過。近年來,學術界也有很多人一直在討論中美關系與一戰的相似之處,核心問題在于: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中美之間的高度經貿依存關系,到底能不能阻止兩國的沖突和戰爭?

  中美關系會以哪種模式展開

  中美關系到底會以哪種模式發生與展開?中美關系壞會壞到何種程度?這里討論一下為什么美蘇之間發生冷戰,而歐洲國家之間則發生一戰二戰,仍然具有參照意義。

  簡單地說,美蘇關系以冷戰方式呈現,是因為冷戰是兩國之間最理性的選擇。當時就美蘇關系而言,說不上有什么緊密的合作。盡管在二戰中,美蘇都站在反法西斯這一邊,但沒有形成任何意義上的聯盟。兩國之間更不存在今天中美那樣的經濟貿易關系,或者其他方面的合作關系。

  在很大程度上,兩國都是在戰爭中崛起的軍事大國。根據軍事大國自身的邏輯,二戰結束后兩國各自演變成軍事擴張集團。因此,二戰一結束(甚至還沒有結束),雙方就開始營造各自軍事集團的努力。兩大集團之間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從來沒有“掛鉤”,呈現完全的“脫鉤”狀態,所以冷戰具有其必然性,也是兩國最好的選擇。

  為什么具有經貿緊密關系的歐洲國家之間,反而發生了一戰和二戰?簡單地說,正是因為緊密的經貿關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時,沖突和戰爭成為有效的解決方案。當時歐洲國家內部民粹主義運動、外部民族主義運動崛起,互為關聯,互為強化。一方面是因為互相依賴,沒有美蘇冷戰那樣的條件;另一方面因為各國都極端自私,互相傷害對方,結果是以熱戰方式來解決問題。

  如果把今天的中美關系與當年美蘇關系、一戰二戰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作比較,不難看出今天的中美關系既有美蘇冷戰的特點,又有一戰二戰歐洲國家之間關系的特點。

  中美冷戰似乎已經成為具有定論性質的陳述。美國顯然已經從多方面對中國發動了冷戰,包括科技、教育、意識形態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臺灣,呈全面出擊狀態。美國軍事方面的行動也不可小看,尤其是對臺灣軍事關系的升級,因為它涉及中國最核心的國家利益。

  不過,因為中美都是核大國,發生大規模直接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盡管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核技術遠遠趕不上美國的水平,但只要中國擁有第二次核反擊能力,對美國仍然構成足夠的威懾。另一個問題是,一旦爆發戰爭,兩國到底會不會使用核武器?提出這個問題并非沒有意義,因為歷史上美國曾經對日本使用核武器。

  盡管人們都相信,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戰爭會毀滅整個世界,但一旦戰爭爆發,那時的“理性”與和平時代的“理性”會很不一樣。一旦一方在道德上妖魔化另一方,對方就是“惡魔”,使用什么樣的武器都是合理的。美蘇冷戰期間發生過核戰爭的威脅,但最終沒有發生,因為當時兩國進行核武器競爭,核水平達到均衡狀態,雙方都相信誰也戰勝不了誰,所以選擇維持在互為威懾的狀態。

  現在的問題是,中美兩國的經濟互相依賴狀態,會促使兩國爆發戰爭還是阻止戰爭的爆發?如果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沒有阻止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人們不僅不應當完全忽視中美戰爭的可能性,而且必須更加關切,因為歐洲國家畢竟是同一種文明,而中美之間具有太多的差異了。

  兩條件使中美難完全脫鉤

  迄今為止,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處于一個脫鉤過程。盡管人們不情愿,脫鉤過程對雙方而言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脫鉤畢竟發生了。脫鉤過程如果變得過于痛苦,會不會有一方或雙方求助于武力方法來解決問題?這也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自貿易戰以來,美國方面本以為中國很快就會屈服,達成它所設定的目標,但情況并非如此。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表現出巨大的韌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起來。美國不斷施壓,無所不用,兩國之間的沖突已經大大超越了貿易領域,而全面擴展到其他領域;更為嚴峻的是,美國不斷通過惡化香港、臺灣和新疆等問題,向中國施加莫大的壓力。

  迄今為止,中國還是顯示出理性,盡力不把這些問題和貿易問題掛鉤。問題在于,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民眾,中國不可能無限退讓,一旦觸及中國的紅線,中國必然會做出它認為最有效的反擊。那些因為意識形態或其他理由不喜歡中國或漠視中國利益的人,最終會被證明誤導自己和他人。

  就脫鉤而言,情況實際上并不那么糟糕。相對的脫鉤是必然的,脫鉤的結果會使得中美兩國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但只要存在以下兩個條件,這兩個經濟體很難完全脫鉤和演變成過去的美蘇關系。這兩個條件是:一、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二、中國繼續實行開放政策。只要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邏輯不會完全失效,資本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不會缺失。

  就利益而言,美國資本很難放棄中國市場。美國的強大在于其市場,中國的強大同樣在于其市場。如果美國通過政治、行政和國家安全的方法強制脫鉤,放棄中國市場,不僅代價會很高,長遠而言也是不可持續的。即使美國放棄了中國市場,也很難強迫整個西方這么做。資本的邏輯就是流動,流向一切有利可圖的地方。而中國的繼續開放政策是確定的。

  實際上,當代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狀態下發展起來的,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國沒有任何理由再次把自己封閉起來。從中國領導層這些年的努力來看,中國的經濟只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國際化。即使中美兩國發生沖突,中國的開放政策和經濟國際化仍會繼續。人們不應當忘記,美國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真正崛起的,并且在戰爭過程中實現了國際化。那種“一旦中美發生沖突,中國會重回封閉”的假定,也很有可能會被證明是非理性的。

  這么一來,問題變成:如果中美兩國之間沖突(尤其是核戰爭)的可能性極低,兩者之間可能發生怎樣的沖突?人們指向了美蘇冷戰期間曾經不斷發生的局部沖突,或代理人沖突,甚至戰爭,F實地看,中美發生這種沖突的可能性甚至高于美蘇。美蘇的代理人戰爭更多地表現為兩國各自地緣政治的擴張,即兩大國在擴張各自地緣政治空間過程中的沖突。

  中國的情況則很不相同,更多地表現為對核心國家利益的保衛。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的擴張野心或計劃,很難想象中國和美國會在非洲或中東進行一場代理人戰爭。如果擴張可以避免,中國對于自己核心利益的保護則是天經地義,沒有任何政黨或社會群體可以放棄國家的核心利益。

  和美國比較,中國具有特殊的地緣政治格局。美國周邊是兩洋,只與兩個國家接壤,中國則不同,周邊存在數十個大小不等的國家。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就處于這樣一個格局之內,包括香港、臺灣、新疆、西藏和南海諸島。

  對美國來說,這些地方是“代理”,對中國來說,這些地方是國家核心利益。沒有人可以保證美國不會在臺灣、南海問題進行代理人戰爭,也沒有人可以保證中國會在這些核心利益上讓步。實際上,美國對香港問題的干預,已經出現人們所說的“代理人抗爭”現象。美國和臺灣的軍事關系的升級更是危險的預兆。

  南海則越來越像亞洲的“火藥桶”。南海問題的邏輯是:與中國具有領海沖突的國家需要美國的介入來平衡中國,美國需要這些國家來對抗中國,中國則不會因為任何原因而放棄自己的核心利益。這也是代理人戰爭的邏輯。

  憑借理性遏制沖突欲望

  所有這些方面的發展須繼續觀察,但人們不能排除人類理性所賦予的力量。鑒于中美巨大的共同利益,如果兩國都是理性的,則天下太平;如果其中一國是非理性的,就會吵吵鬧鬧;如果兩國都被情緒所主導,天下就危險了。

  今天兩國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情緒所主導,這些情緒并非來自理性,而是來自偏見、意識形態或無緣無故的仇恨。如果理性回歸,兩國之間的和平共存就會成為主軸。和平并非意味著沒有任何沖突,而是意味著雙方可以憑借理性來遏制沖突的欲望和解決沖突。

  經過巨大的努力,兩國階段性貿易談判具有了實質的進展。盡管未來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但在兩國關系全面惡化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貿易協議都具有非凡的意義,至少驅使人們面向兩國的共同利益。如果理性占據主導地位,兩國達成一個全面貿易協議也是有可能的,因為這符合雙方的利益。

  中國對于自己的國際地位具有自身的文明思維,既不挑戰美國霸權,也自覺避免“國強必霸”的局面。這倒不僅僅因為人的主觀意志,更多的是因為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的制約。對中國人來說,在國際層面,中美兩國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中國并不相信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自己)可以單獨主導這個世界,也不相信美國可以一直這樣主導世界,中國會有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

  就美國而言,客觀地說,對其國際地位的挑戰與其說是來自中國,倒不如說是內部因素。今天美國的問題主要是信心。美國在很多方面依然強大,包括經濟和企業制度、市場、軍事實力、社會組織等,沒有國家有能力真正挑戰美國。美國信心受創,主要是治理能力、社會的高度分化和由此而來的無限制的黨爭,使得美國很難出現一個有效政府。沒有一個有效政府,內部問題就很難解決。

  美國需要內部改革來解決問題,正如中國需要內部改革來實現可持續的崛起一樣。如果兩國都具有足夠的自信心,離理性就不遠了。不管如何,就中美兩國來說,國際政治并非必然的零和游戲。

個人簡介
浙江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季刊主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1985年和1988,分別從北京大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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