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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新師徒制”

價值中國:湯老師,您好!今年,正值中國恢復高考40年,也是高校擴招第18年。除了諸多重要的社會頭銜,您還被稱為“中國高校擴招之父”,當年,您正是積極推動了高校擴招。今天,想請您分享一下關于高考、諫言擴招的一些重要的往事。先從高考談起吧,高考前您在做什么?

湯敏:1971年,我高中畢業,分配到南寧四中當了一名數學老師。那時我只有18歲,只比我的學生大一點,有的學生長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師。最關鍵的是我們當時的知識儲備都不夠。

我讀初中時趕上文革剛開始,停課鬧革命,基本沒上學。高中只讀了一年書,剩下的一年都在學工、學農、學軍、拉練等等,后來又去插隊。我又沒上過一天師范就直接當中學老師,感覺特別困難。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給學生上課心里都發虛,所以我對知識特別渴望。

價值中國:所以能夠上大學是您當時的理想吧?你們這一批大學生就是后來所熟知的“老三屆”。您怎么知道恢復高考的消息的?當時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湯敏:當時能從插隊的農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當老師都算幸運的。上大學想都不敢想,只有工農兵學員才有資格被群眾推薦上大學,我們都夠不上,連報名的機會都沒有。沒有辦法,只能自學,當老師也是現買現賣。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給學生上好課,每天拎著板凳聽老教師講課,然后山寨進我自己的課堂,邊學邊教。

1977年10月,我帶著學生在農村勞動,大喇叭里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動,覺得機會來了。讓我覺得最奇妙的變化是學校的風氣,在文革中,讀書無用論對學生影響很大,老師很大的精力都在維持課堂秩序。高考的消息發表后,奇怪的是整個學校都安靜下來了,班上的絕大部分學生開始認真看書。

1976年到1978年間,文革時“極左”的思想還沒完全糾正,還講“兩個凡是”。——編注:兩個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表述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恢復高考讓全國人民都意識到,國家對人才的渴望、對教育的重新重視是真的,連原來認為不可能改變的工農兵上大學的方式都改過來了,消除了人們對改革的動搖和懷疑。

價值中國:那您當時參加高考的動力是什么?如愿上了大學以后,大學四年最深刻的記憶是什么?

湯敏:渴望學習。當時有老教師勸我算了,能當老師在那時是很不錯的工作。但文革十年學業荒廢,我當老師都覺得學識差得遠,很單純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學習機會補回來。按照當年廣西的政策,報考大學的年齡上限是25歲。我那年24歲,意味著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機會。白天還得上課,我就晚上熬夜復習,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態。

進了大學之后,最強烈的記憶還是學習的風氣。11點熄燈以后,校園的路燈底下全是背英語的。我是進了大學才從A、B、C開始學英語。當時的武漢大學在國內率先實行學分制,興起了跨系學習的風氣。

我同時在數學系和經濟系上課,一些同學也到生物、化學等系去聽課。有同學大二開始就像現在的博導模式一樣,一邊上課一邊跟著教授做專題研究。那時文革剛結束,生活條件還比較艱苦,我們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價值中國:高考對當年的您來說改變了命運,但是到了今天,您認為高考對于人生命運的轉變還有那么大的作用嗎?

湯敏:當然有,但相對那時來說,就業的機會沒有那么多了?墒,最近幾年,我在農村地區做教育扶貧考察時,很多地方仍然對村里出了第一個大學生津津樂道,他們因為考大學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鄉工作也因為有了知識,可以做電商、科學種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沒上大學的,未來還是多了很多選擇的機會,眼界和價值觀都會發生改變,人生發展的道路會更寬闊。

當然,和現在的時代相比,高考已經不像我們那時候是唯一的命運轉機。這說明時代在進步。

價值中國:有人認為,今天國內各行各業的很多領導者都來自恢復高考后的那批大學生,作為其中一員,您怎么定義您那代大學生?您那代人,感覺身上的社會責任感很重?

湯敏:相比成就,我們更像鋪路石或者探路者。

當時人們對77、78級的學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過去了,這批人在各條戰線上都是骨干。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諾貝爾級的大師沒有出現。成功企業家也是79級以后的大學生更多。我們更像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一群人,讓中國的改革開放能順利推動,中國社會經濟能平穩展開。

文革時的知識斷層,讓我們很珍惜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們肯吃苦。那代學生的家國情懷很重,很多在國外留學、工作的人,后來都選擇回國。我在國外留學畢業后,選擇亞洲開發銀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東南亞、中國的經濟,希望能把經驗帶回到國內。

我們那代大學生都在克服各種困難,追趕“文革”失去的十年,追趕我們和國外的差距,F在,到了我們這個年紀,沒有衣食之憂,能做點小事就很滿足了。

價值中國: 您太謙虛了,您可是成就了好幾件“大事”——接下來就是1999年大學擴招,這是新中國教育史上又一個里程碑, 跟1977年恢復高考幾乎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作為經濟學家的您,在1998年向國家提了“大學擴招”的建議被采納,這是教育界的事,您為什么要“跨界”過來給出建議?

湯敏:1998年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啟動擴大內需,鼓勵買車、買房。但那時經濟下滑,下崗潮出現,人們手里有錢也不敢買。我們發現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時考大學很難,家長砸鍋賣鐵也想讓孩子上大學,我自己感同身受。

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的18年里,發現我們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當年我國18-22歲的適齡青年入大學比例僅為4%,而印度是8%,菲律賓都在30%以上。我們的人均GDP都遠高于這兩個國家, 憑什么我們入大學率如此之低?

我很肯定地認為,在當時的背景下,高校擴招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價值中國:但后來很多人把大學教育質量下降、畢業生就業難都歸因于“高校擴招”,您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議。您有什么想為自己“辯護”的理由嗎?

湯敏:我始終覺得擴招的方向沒有錯。它使大學招生從1998年的每年100萬到現在每年招800萬,讓好幾千萬原來沒機會上大學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當年不擴招,他們和下崗潮趕在一起,很多學生中學畢業就失業。更可怕的后果是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會更低。

擴招后出現的很多問題,與后面的教育改革沒有跟上有關。例如貧困家庭學生上學難的問題。我們當時建議擴招時要有助學貸款設計,在收學費時,把助學金、獎學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當時的政策落實不下去,銀行不愿意給學生提供助學貸款。

再例如,大規模擴招后, 學生的就業會有一定的難處, 政府要有政策應對。這些問題,后來都慢慢解決了。

對于就業問題,我總是在說,擴招并沒有擴出人來。 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學,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就得失業,就業和失業問題一樣存在。在當時的情況下,上了大學后就業的機會還是多一些。

價值中國:擴招也終結了上大學免費的歷史,有人認為這導致窮人上不起大學,讓高考失去了公平性。對于當年的“大學擴招”諫言,您留有遺憾嗎?

湯敏:是每年招100萬學生還是招800萬學生會讓貧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學?這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是中小學生義務教育免費,上大學是少數人受益,要收費。但當時我國情況正好相反。中小學收費,大學反而免費。國家有限的教育資金,應該是先照顧中小學還是讓大學免費?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問題,應該用助學金、獎學金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應該是大學全免費,讓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車。

我從不后悔建議大學擴招,那符合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大學擴招與任何改革一樣,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遠遠大于弊。而且,隨著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深入,目前的這些弊病,也會得到改正。當然,如果當年擴招時配套的措施更強一些、落實得更及時一些,效果會更好。

價值中國:您在2010年時在亞洲開發銀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投身教育,您的初衷是什么?從研究理論的經濟學家,投身做教育實踐,最深切的體驗是什么?

湯敏:我幾十年一直搞經濟,但大多是理論與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換種活法,想做一些我感興趣但沒嘗試過的事情,從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個心結,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投身做教育,最深切的體會,就是一個字“難”!進入教育后才發現這一行當的水之深、動之難,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這年頭不是都在談跨界嗎?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網約車顛覆了出租車行業,微信顛覆了通信運行商。我也斗膽從一個經濟學者的眼光,從一個教育業余愛好者的角度對教育來品頭論足。

價值中國:您最近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提出了“互聯網下的新師徒制”,您提出“新師徒制”的初衷是什么?

湯敏:我的說法是:以互聯網為媒介,由某一領域的工匠或專家,用言傳身教的方式,帶領較大規模的學員或徒弟,用碎片化時間進行長期地學習與實踐。

今天,我們又進入了一個新工業革命時代,哪個國家在終身教育上率先突破,那個國家就能培養出大規模的工匠與人才,課本的教育是不夠的。

關注人的成長,參與新的教育革命,是我們國家未來能夠在世界競爭中保持先進地位的根本保證。今天又是互聯網時代,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推出“新師徒制”,是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幾千年來,藝術、技能培訓最有效就是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今天,很多新工人進廠還是由企業指定技能高超的師傅進行傳幫帶,三年學徒期滿后,由企業對其進行技能考核。師徒制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技術傳承方式,一直為各行各業所廣泛運用。

但是,這種師徒制的培訓方式也有著一些重大缺陷。師傅的水平決定了徒弟的水平。高水平的師傅能帶出高水平的徒弟。反之,如果師傅的水平不高,帶出的徒弟也好不到哪里去。而高手師傅是很有限的,而需要培訓的徒弟卻是大量的,F在僅農民工就有2億8千萬。中國產業升級換代需要工匠精神,兩億多農民工的技術普遍不高, 將會大大制約我國企業的更新換代,也制約著農民工本身的收入提高。

價值中國:傳統的師徒制既然有這些重大缺陷,那么,新師徒制“新”在什么地方呢?

湯敏:一是“新”在規模上。傳統師徒制是一個師傅帶幾個徒弟,而“新師徒制”通過互聯網一個師傅可以帶幾萬、幾十萬個徒弟。

二是“新”在師傅的選擇上。 名師才能出高徒。傳統的師傅只能在本企業中挑選, 而“新師徒制”的師傅可以在全省、全國甚至在全世界選。

三是傳統的徒弟只能跟一個師傅,而在“新師徒制”下一個徒弟可以在互聯網上跟好幾個師傅,博采眾長更能出高徒。

四是傳統的師徒之間有直接的利益沖突,“教徒餓師”,因此師傅往往要留一手絕活,除非徒弟是你兒子,女婿都不行。而“新師徒制”下師徒之間物理間隔可能很遠,甚至永遠都見不著面,不會有直接的利益沖突。況且師傅之間也有競爭。你可以留一手,但別的師傅如果比你教得更好,教得更深,你的徒弟粉絲就可能流走了。

最后的一點最重要,激勵機制。傳統師徒制的激勵機制不夠強。在傳統社會中, 當師傅的直接利益就無非就是徒弟在師傅家里打幾年小工,掃掃地,打打洗腳水什么的。長期利益是師傅有可能成徒弟的 “父”。 但這還得看徒弟有沒有良心,出師后還認不認你這個“父”。

在現代社會里,對師傅的激勵更少。 師傅工資是固定的,帶徒弟幾乎是義務勞動。 所以現在單位里找一個師傅都難,普遍是 “師傅不愿帶,徒弟不愿學”,雙方都敷衍了事。而在“新師徒制”下一個師傅可以帶幾萬、幾十萬個徒弟,師傅可以成網紅。

在市場機制下,培訓平臺可以對徒弟收費,給師傅重獎。甚至可以以網絡的方式,每個徒弟打幾塊錢賞,師傅馬上可以成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你不干,有人干。即使是由政府組織的新師徒制培訓,對師傅也可以用提級、發“五一獎章”、冠“大師工作坊”等各種榮譽上的和物質上的獎勵進行激勵。

價值中國:真是讓人熱情高漲、躍躍欲試,那么目前“新師徒制”有成功的例子嗎?

湯敏:全世界的我不知道,但我自己親自參與的就一個,在這里跟大家分享。話說四年前為解決教育公平問題,我所在的友成基金會,與人大附中劉彭芝校長一起開始了一個稱之為“雙師教學”的實驗。所謂“雙師”,就是一個貧困地區學校課堂的教學由兩個老師來完成,一位是遠端城市中的優秀教師,如人大附中教師,一位是當地鄉村學校的現場教師。

雙師教學的具體過程是:第一步,每天錄制人大附中老師講課并放到網上。第二步,當天晚上鄉村老師在網上先看一遍講課錄像, 再對人大附中課中超出鄉村學校需要掌握的部分進行必要的剪裁。一般45分鐘的錄像剪輯成25到30分鐘左右。第三步,第二天在鄉村課堂上播放錄像。當視頻中人大附中老師提問人大附中學生時,現場鄉村老師把視頻停下來,讓當地學生來回答人大附中老師的問題。如果學生都答對了,就繼續放視頻。如果沒答對,現場老師就會用幾分鐘把這個概念講一遍。

從2013年秋季學期起,我們就開始把人大附中初中數學課用這種方式逐步擴大試驗, 到2016年春季,這一試驗已在中西部十八個省的130多個貧困地區鄉村學校中進行。三年過去了,效果非常明顯。根據中央財經大學一國際團隊對這一項目三年的追蹤評估,初中進校時實驗班和控制對比班的考試成績幾乎完全一樣,三年后的中考成績試驗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不但學習成績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變。

更有趣的是,在實踐中我們發現,雙師教學受益的不僅是學生,其實受益最大的是參加試驗的鄉村教師。他們每天都在聽全國最優秀老師講課。人大附中的李穎、劉蓓、李晨光等幾位老師與全國的參與試點的鄉村老師還經常在QQ群中一起備課、答疑。鄉村教師們自己也在群中一起討論。幾年下來, 實驗班的老師們很多都成了當地的優秀教師。 一些老師說:“我參加過多次國培計劃、省培計劃,但“雙師教學”模式是我參加過的最好、受益最大的培訓。”

這種課課示范、天天培訓,傳幫帶貫穿好幾個學年的全過程,不就是活脫脫的“新師徒制”嗎?這個試驗給我們的啟發是,既然我們可以把課上到幾百個鄉村學校中,也就可以上到幾萬、幾十萬個學校中;既然可以把人大附中的課錄制下來,也就可以把北京四中、黃岡中學、各省市的重點中小學的優秀教師的課錄制下來放到網上,讓鄉村教師有機會選擇他們最適合的老師跟著學。

這種培訓方式成本很低。老師不需要離開崗位,可以邊教邊學,學校也不必去請代課老師。我國絕大部分的鄉村學校已經接通了互聯網,這種培訓方式完全可以大面積推廣。事實上我了解到,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后,在廣西南寧、桂林、重慶彭水、貴州威寧、湖北咸寧、廣東東莞等地都開始用雙師教學的模式,把本省、本市、本縣最好的優秀教師的課拍下來、送下去。

價值中國:這些案例真是太成功了,中小學教師培訓能用“新師徒制”進行,貧困地區的中小學生能在互聯網上學習,那么這種“新師徒制”的學習培訓模式也一定可以推廣到更多行業,更廣泛的領域中去。

湯敏:正是這樣,你聽說過戴玉強嗎?你知道他開辦了一個很火爆的網站“戴你唱歌”嗎?2015年初,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強開辦了一個超級聲樂慕課:“戴你唱歌”。每星期一、三、五,戴老師都請一個青年歌手做示范,他親自點評。每節課25分鐘左右,拍下來掛到網上。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這個網站的點擊率已經高達四億人次。每星期全國有近千萬人跟著戴老師在學唱歌。

最近,戴老師在《喜馬拉雅》網站上又開了一檔“戴你聽歌”。像我們這樣嗓子沒本錢的,不能“唱”但總能跟著“聽”吧。我與很多朋友都注冊了“戴你聽歌”。每天在汽車里搖頭晃腦地聽戴老師聲情并茂地講解一首中外名曲,再配上專業歌手的演唱,讓我們如癡如醉,恨不得在路上再多堵一會,讓我們能把歌聽完。

“戴你唱歌”的試驗給了我們對終身教育的有益啟示。既然連男高音這么高大上的藝術教育都能在互聯網上進行,為什么別的技能不行?能帶你唱歌,為什么不能帶你電焊,帶你當電工?例如,找幾個電焊大師來,每個星期在網絡上,甚至是在手機APP上由大師教幾招電焊絕技。參與學習的人不是什么都不會的技校學生,而是已經在崗位上工作過一段時間的電焊工。他們可以在自己崗位上不斷練習剛跟大師學到的技巧,連續幾年,再配合國家有關部門的技術考級, 企業按技術等級加工資,這樣就能形成一個新型的技能培訓的閉環。

師徒制也可以拓寬到其它領域中去。如果能帶你唱歌,帶你電焊,為什么不能帶你創業,帶你當經理,帶你當老板呢? 三人行必有我師,各行各業都有高手,都有秘籍,如果你每天都能跟著你行業中的“老大”學一點他們如何處理技術、處理人事、處理難題的高招,你也可能成長得更快,犯更少的錯誤。

價值中國:非常好的分享,謝謝您。我們平臺正在計劃類似的模式,主要將針對新產業和新經濟領域的經驗交流、知識分享、和人脈拓展。我們價值家知識服務交易平臺,將基于價值中國多年以來所積累的百萬級產業專家、職業人士的龐大資源的基礎上,積極推進“新師徒制”,積極推進各種形式的知識服務。

一看到您的文章,我們第一時間就想到,我們雙方應當進行深度的合作、共同創新。既然是“新”,肯定要充分利用互聯網的手段,進行“1對1、1對多、多對多”的各種新型的商業教育、和知識服務。既然是“師徒制”,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由大量的“師傅”的對“徒弟”進行個性化的培養,可以在線上進行,也可以在線下面對面地進行。

另一方面,今天的移動互聯網可以很方便地解決碎片化時間的價值利用,無論是老師一方,還是學生一方。

同樣重要的是,知識服務不僅僅只是教育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簡單的“知識產品付費”付費的問題——社會化的知識服務,是一個更大的趨勢性方向,包括未來的新型職業方式、工作方式的創新,比如,越來越多的人將成為自由職業者,越來越多的人將虛擬辦公,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多重職業、基礎多重社會角色等等。我們相信,一個重大的社會變革,才剛剛開始。

知識、知識服務還有一點重大的意義,需要進行深刻反思并尋求對策——2017年是人工智能突然大規模地進入公眾視野的一年,毋庸置疑,未來的人工智能將在諸多方面勝出、甚至替代人類的工作。那么,人類如何運用知識、創新知識?人類如何變革自己的工作方式?人類如何與機器合作共生、共同“進化”,都將是無比重要的課題。——人類如果失去了對“知識”這個最重要的資產的掌握能力,如果將所有問題的解決都拱手讓給機器,那么,人類整體將失去生存的基本價值。

湯敏:非常好的創新模式,非常好的思考維度。我相信價值中國/價值家的創新實踐,是一個更宏大視野的知識運用創新,和工作模式的創新。人類對知識的運用,包括教育模式在內,已經經歷了數千年,現在到了需要進行創新的時候了。我們共同努力。

(2017-05-01)

湯敏
簡介

湯敏,2011年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國務院扶貧辦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副代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湯敏曾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計量經濟學博士,并兼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曁南大學兼職教授,長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50人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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